（二）政府工作准则的一些建议

-必须顺应规律做事

政府的作为都是大的作为，影响深重，所以更必须小心翼翼（治大国如烹小鲜），做到符合自然、经济、社会、人性等规律。

首先，在各种工程建设和农业生产等方面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建设工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而上马，比如在低洼的地方建设城区那会导致很容易被淹水或者为了防止淹水而必须付出很多很大的代价，还有有的工程有导致严重自然灾害的隐患也尽量不要开展，没把握的都尽量不做、少做、慢做，否则会得不偿失、遗患无穷。而农业生产，不能违背天时节气和地利，必须按农业常识开展生产，比如近年有些地方出现的到山上开挖营造稻田的行为就是非常荒唐的。

其次，而在经济管理上，一定要遵循经济规律。比如不能揠苗助长搞大跃进，不能脱离实际追求高大、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能无视供需情况而盲目扩大或减少产能，不能无视市场有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功能而做出过多、过度的行政干预。

以及在促进各方面降本增效上，要明白竞争是最能让价格、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规律，要想办法多促进竞争，而不要想着通过行政干预来实现降本增效。比如采用行政干预推行医疗改革，结果越改革越复杂，医疗系统各个环节为了适应很多管控的规定成本越来越高，民众看病反而越来越贵。包括前几年推行的医疗耗材药品采购两票制，本来想着减少流通环节和对应的成本，但也是违反市场规律的，增加了厂商操作难度和成本，而成本最终还是只会转嫁到病人身上，且还减少了竞争导致价格更加上涨。只能说制定政策的人往往没抓住本质，本来更应该改变机制、改变医院运作模式让其成为市场主体，才能实现市场化、竞争化并降低成本，但却背道而驰。

还有要认识到私企在经济效率上远高于国企的规律。国企往往是效率低下且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而民营经济是活力最好、效率最高、内部腐败最少的，家电、手机、汽车、互联网等行业充分开放给民营企业之后都效果非常好，行业迅猛发展。我们前段时间推动国进民退的做法，包括部分政策比较不利于民企而有利于国企，比如地产等很多行业现在也优先给国企做和给国企更多支持，以及目前很多基建投标、医疗物资供应都逐步走向由大型国企排他地占据供应机会、垄断中标，这也是不对的，引起了大家广泛的担心。希望能尽快对此进行调整，各个经济领域尽量都充分开放给民企参与，并优先支持民企，而让国企尽量少参与以免他们利用政府背景、关系导致影响市场公平竞争。

当然，也有人认为市场化、私有化会让人过于趋利而作恶，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市场化使得财富流动起来对大家形成更大的诱惑，也让大家更加讲究实际更注重效益更加趋利，但一个人是否作恶，在于其自身三观和自我控制，而不取决于其趋利程度，一个三观和修养好的人，越趋利会越通过加倍努力为他人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来获利，而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四周财富不多或流动很少他也一样想着通过损人利己来获利。

再次，社会管理上要遵循社会规律、人性的规律。包括采用市场经济的形式才能更好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忽视人的驱利性而实行大家无利可图没有工作积极性的工作与分配机制。还有民主自由才能更好释放大家的创造力要顺应世界走向民主自由的发展潮流，尽快建立民主自由社会，而不能逆潮流而施政治国。还有绝大部分人都是有逐利性的，很多人是需要约束好才不会乱来的，不能把每个人当成好人、圣人来理想化治国，而是要防止好各种作奸犯科。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因为违背规律而失败的治国案例了，比如王莽的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就都是理想化而违背政治、社会运行的机制与规律的结果都导致了很大的灾难，还有近代曾经实施的全民财产公有化、割资本主义尾巴、人民公社共同劳动、大食堂平均分配等也是违背人性逐利性的体制，导致人人没有或没法有积极性、人人磨洋工，最后生产效能极其低下，其失败也是必然的。（摘录：如果说对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称得上是望尘莫及。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人的逐利避害的本性，法家在几千年前就讲得很详细明白，只有利用好这个规律才能驱动大家的积极性。确实有利益驱动才会积极做事，没有利益驱动就不会积极参与甚至明里暗里抵制。因此各种管理政策的制定、社会任务的组织开展，一定要充分考虑好这方面，比如之前国家经常下拨一些医疗设备给基层，结果发现总是没用起来而是堆到角落长灰尘了，其实就是因为基层医疗人员使用这些设备没有增加收入的好处而只会增加工作量和工作责任所以没动力去使用。

公有制为什么效率低，也是大家干好干坏和自己关系不大的所以没工作的主动积极性而导致的。而承包制、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就能较好调动大家积极性，每个人都会想办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以让自己获益更多。还有各种事情好不好做，各种投资好不好投，每个人也都会深思熟虑分析清楚谨慎而行，这样每个人都动脑筋、负责任地思考谋划，比公有制只是少数几个决策者思考且往往由于这几个人的利益和决策好坏关系不大所以都是拍脑袋决策而不是深思熟虑，要强太多了，也因此，市场经济的体制是目前配置资源最有效、最高效率的方法。

总之，各种规律是不能违背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上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就由于不按自然规律、市场规律、社会规律治国施政，推行公有制、国有垄断、计划经济等，都走向贫穷和失败，以及一些欧美国家也受到左派势力影响而推行强调均等、过于注重社会福利，结果都导致经济衰退。还有之前注重公有制采用计划经济、不注重法治的管理经济、社会的方法和路线，是比较左倾、过激和违背社会规律的，甚至一些做法是泯灭大家人性、违背天道的，历史也证明其是行不通甚至有害的，而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和注重市场经济的路线才是行之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较好方案。当前和将来，我们都要时刻清醒明了计划经济、公有制是已经被证明是低效率的、容易滋生腐败的，这是没法改变的规律，不能再推行了。

-必须顺应民心做事

政府开展工作一定要顺应民心，而不能逆民心民意故意倒行逆施，领导人也不能把个人喜好和意志强加给民众。否则会被民众反感、不认可，工作会难以开展。

如果觉得民众有误解或认知错误，可以开展宣传、辩论让大家纠正认知，在大家总体认识、意见能扭转过来了再施行相关政策，而如果还是没扭转过来，尽量不要强硬和民心民意对着干。

为了更好顺应民心民意，平常需多通过各种渠道听取民众意见和心声，多了解民众真实感受，以及各方面尽量采用投票等民主的决策方式让决策体现更多人的综合意见。古代的微服私访，现代的民意调查和设立反映、举报、投诉渠道以及巡查调研，都是为了更好了解、收集大家的不同意见，中国各个政府部门的网站都有互动栏目给大家留言也是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只是对大家留言有的并没回复或者只是照本宣科搬一些规定来搪塞而不是针对性回复，就还有待改善。

作为政府领导人，也一定要多听不同意见，多了解真实情况，而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更不能执拗于自己的观念，不能只喜欢听好听的和报喜不报忧的话，避免做出脱离实际违背民心民意的事情。

-决策上必须尊重专业、充分讨论调研、三思而行

很多工作专业性比较强，一定不能外行领导内行，而要尊重专业，多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或多让他们参与决策。

并且要充分讨论集思广益，做好调研确认。

还有治大国如烹小鲜，各种决策都要小心翼翼，不能冲动和拍脑袋决策，而是要三思而后行，以及一开始也可先小范围试点再逐步全面推行。

-必须以民众利益为优先考虑，力求造福民众，让利于民而不与民争利

正如孟子说的“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政府一定要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优先考虑，而不能更注重统治阶层的利益，更不能为了统治阶层的利益损害民众的利益。

要爱民如子，爱护民众，也爱护民众的之财产，处处都要保护好民众利益。

并努力造福民众，帮助民众获得更多利益，乐见而不是嫉妒民众获利致富，允许和鼓励先富、大富而绝不为了均富而打压、打击致富的民众，民众有获利机会的不能阻碍而要保驾护航甚至尽量帮助做到成民之美。

与民众合作时在分配上尽量让利于民，在一些领域出现和民众利益有冲突的也多对民众让步，不与民争利，不抢夺民众发展空间。

如果能做到这样，就会让民众安居乐业，认可政府，与政府心连心，愿意出力共同建设国家。

而如果推崇国进民退、国企优先等与民争利、打压民企的话，民众就会抵制、厌弃政府并纷纷逃离或躺平。

-必须确保政权和社会稳定、安全

政权稳定、安全了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否则政权不稳，出现更迭频繁，社会政策就会变换不定，甚至在政权更迭上出现大的纷争导致各方互相拆台乃至互相攻击大打出手，会引发整个社会动荡乃至战争，社会和民众跟着遭殃，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民”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稳定压到一切”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政府一定要首先确保好政权稳定，即使有发生领导人、执政团队更迭也要确保平稳、和平过渡。

在领导人更迭上，现代的民主选举基本能让竞争者只能接受结果而没理由且也不敢违背民意挑起纷争，而古代还没有民主选举的年代（虽然也有老领导和主要大臣小范围的讨论推举但没有像现代民主选举一样量化程序化），为了保证无争议、平稳地更换领导人，通常采用上一任领导人指定继承人的方式，且有时为了避免继承者被其他人攻杀以取代，会先保密而等到老的领导人退位或死亡之后才公布，而在中国大部分王朝，则采用“嫡长子继承制”，也是让非嫡长子的其他人不要有非分之想不要来竞争继承权从而减少纷争的做法，以及也让老的领导人基本没法违背这个法则而随意更换继承者的人选（违背的话会被很多人认为是违背礼制而强烈反对）从而减少变换继承者人选导致的人心不稳。立嫡不立贤，被很多人不理解和诟病，但在古代还没现代民主选举的背景下，其实是能确保领导人更迭避免纷争的很有政治智慧的做法，因为立嫡是可以非常清晰、明确的，立贤则谁都会觉得自己更贤更合适，难免就会出现不服、不甘心并导致纷争。有时候，也出现皇帝无嗣且在还未指定继承者之前就去世，这时就需由大臣们从皇帝的旁支族裔挑选继承人，就往往更容易会出现一些争执、纷争。

除了领导人更迭上，政府日常的运作也经常会有各种意见分歧和争执，也要避免好混乱、暴力的纷争。一定要形成政治文明，允许文明的争辩、提案、动议、弹劾、起诉等政治斗争形式，而通过法制、规则杜绝辱骂、暴力攻击、暗算、暗杀、利用司法权剥夺其他人政治权利甚至判其他人死刑等攻击性的、不择手段的、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政治斗争方式。（陈云提出的常委级别不判死刑的规则建议就是一个例子）

对于各国、各地长期形成的政治规则、权力平衡等社会秩序，哪怕有饽于法律，也尽量不要做出大的打破，而需逐步过渡调整，以避免造成社会振荡。这一点胡书记在处理重庆案件的时候，也说到过维护社会秩序高于维护法律。

而除了政治人物之间的纷争，民众的一些行为也会导致政权、社会不稳定不安全，包括各种破坏环境、欺骗蛊惑他人、泄露国家机密、攻击政府机关和人员等行为，也需要做好管理、约束。不过这方面也要把握好度量，不能过于苛刻严厉对待民众，否则会导致大家无所适从人心惶惶，生怕不小心就触犯规定。并且政府也要明白，想让民众不反对政府影响政权安全，不是靠严控实现的，严控只能让大家表面、暂时不敢反对政府而已，而是要努力把经济发展好，大家有就业和发展机会、生活好了各方面满意了，才会减少对政府的反对，让政权更加稳固社会更加稳定，如果经济社会倒退生活不好大家必然怨气大并会抵制政府做出不利于政权的事，政权就不可能稳固安全了。

还有对于舆情，有走偏的要做好引导、纠正避免误导民众，有过激的要降温避免群情汹涌让更多人不理性而起哄。

-积极有为确保有效管治和服务

在一些基本领域上，比如在保卫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上，需要政府来负责好、组织好。

还有在社会秩序维护上。由于很多人的人性是恶的、损人利己的，必须约束才不会表现出来，如果不加约束，很多人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变成恶魔，所以政府要维护好社会秩序，包括让民众、官吏、军警都必须遵纪守法而不能乱来，在这方面如果太宽松、没作为，社会就会乱套了，甚至社会会四分五裂变成一盘散沙且内部互相争斗甚至出现军阀混战。比如元朝放牧式粗放的社会管理，把各个地方“承包”给各个官员去管理，而对这些官员没有约束任他们可以乱来，且这些官员对民众也没有到位的管理而任由帮会、民间武装随意发展，导致社会乱成一锅粥很快就引起天下大乱。还有当前阿富汗、缅甸国内一直混乱纷争也是由于一直没有形成能对整个社会有效管治的政府。而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在社会管理上对于作奸犯科不做严厉打击而是宽容、放任或管治不力，导致治安变差、偷抢成风。

而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政府也要积极有为，做好主导和推进落实，而不能躺平。当前很多地方的各种问题很多，比如各地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经常塞车严重，这些问题本来都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但却未见各地政府积极主动想办法解决，好像跟他们没关系似的。

管理部门要有立场有担当，不能不管事，对明显有问题就要抓人处罚人，而不能推给当事人自己去走法律程序，并且有恶意就应该处罚，不能还要严格和齐全的证据。现在案件、纠纷非常多，公检法很忙，就是不解决问题，坏人肆无忌惮，问题就越来越多。

（对波兰之前无政府状态描述的一段摘录：无政府状态到了什么程度呢？国王政令不出华沙，小贵族在领地里醉生梦死，城市萎靡不振，大贵族攀比斗富，私斗成风。农奴则被圈养在田地里整日劳作。民不知有国，国亦不知有民。军队完全废弛（被一任萨克森国王废除但未重建），任何国家的军队都可以在波兰畅通无阻。无政府状态的波兰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成了地名。这就是被瓜分前，联邦的现状。）

-尽量减少政府职能，且更突出服务而非管理

政府能约束各种不良行为、保证社会稳定、做好公共服务、组织大型工作，但并非职能越多、做得越细管得越多就越好，相反，有很多方面特别是在社会功能领域上，政府尽量少管、不管反而更好。

因为政府的管理是需要成本和有副作用的，管得越多那管理成本就越高，且更容易对正常民众造成了干扰和束缚，以及也更容易出现一些人利用管治的权力捞取好处。

政府不要管得太多，反而有很多好处：

首先，政府管得少，能让大家不会束手束脚，而能更好释放社会活力。事实证明，管治越多限制就越多，各方面就会难以有发展和突破，而管治少大家就能更好尽情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其次，政府管得少，能减少政府开销，且由社会组织自我管理效果会更好。一些行业管理可交给行业协会、学会等民间组织，以及乡村可交给乡绅乡贤管理（古代中国基层乡村就都是依靠乡绅管理的），政府就可减少对应的人员和财政开销，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且这些民间组织一般都会顾忌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亲密、长期关系而不敢为所欲为乱来，会用心把管理、服务做得更好，以及有的地方、领域还可让多个民间组织同时存在互相竞争，也能更好提升管理、服务。

再次，政府管得少，也有利于减少腐败。在官员道德层次还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是很难让他们放弃贪腐的欲望的，即使高薪高福利也没法满足他们的欲望的，他们只要有机会贪腐还是会想尽办法贪腐的，只要有资源资金由他们安排他们都是会雁过留毛给自己搞一些好处的，而严厉处罚也没法让他们害怕的，只会让他们做得更加隐蔽避免被查处，还有各种防止贪腐的方法，也都是没法天衣无缝而都是能被破解、对应的。因此简政减权，减少官员的权力和支配的资源、资金，减少他们介入经济活动的机会，贪腐才能得到遏制。

确实，政府主要维护好社会基本的秩序和做好基础的公共服务就好，尽量不要管太多，也不要占有和支配太多资源，才是更好的。

政府对大家的经济社会活动包括企业经营也做好保驾护航就好，而不要过多指示、引导、干预，大家对做什么更好、怎么做更好，都是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并都会谨慎选择、把握好的，不需要政府担心和指导。以及政府也不能把自己想法强加给大家，对各行各业很多限制和促进的措施都很容易是想当然而制定的、脱离实际的，且在制订和执行中往往会被一些人利用而扭曲，所以不如不要参与和干预，让市场、社会自我调节就好。

要树立“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大民众”的观念，能少管的尽量少管，能不管的尽量不管。要主要抓核心的急的问题就好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抓大放小而不能事无巨细样样管。

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和认为好的政府和领导人应该让民众感受不到其存在（“太上，不知有之”），认为这样才能让民众休养生息，更自由自在生活、发展。

中国历史上，汉朝的文景之治和明朝的万历在位期间都是无为而治，结果也都实现了盛世和繁荣，特别是万历的无政府主义治国方式让人民自由度很高、幸福感非常高。

邓小平提出的解放生产力就是要减少对生产力生产要素的管制，释放经济活力。以及之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表示，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当时广东省民政厅也表示要放宽社会组织的限制，对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推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采用登记制，也是减少政府管理的理念。

但近年来也有出现了政府对社会事无巨细管得太多的保姆式管理趋势，结果吃力不讨好，人力财力投入巨大财政不堪重负、政府人员普遍很忙很累，而很多事情反而没管好民众怨言越来越多。

另外，也要有“管改服”的观念，政府更多的是要做服务而不是做管理，比如民众有做得不够规范的，应该引导和帮助做好，而不是督责、处罚他们。

-社会管理尽量简化、宽松

1）管理简化灵活的好处和方法：

办事手续和流程多了、复杂了，就会效率降低，耗费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成本也更多。

因此一定要想办法理顺各种关系，简化各种程序，减少各种流程，不要繁文缛节，而要化繁为简，确实没法简化的则也多灵活变通而不能死板僵化，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降低各方面成本包括政府管理开支和民众办事成本。

还有要简政放权，不大的事项决策上让下面的人把握决定就好而不用过多的层层请示，否则效率低下、耽误时间以及也要耗费很多审批走流程的人力成本。

以及政府管理机构部门也要简化，不能机构庞大臃肿而导致办一件事需协调很多部门，和容易出现多个部门互相推诿、人员繁多人浮于事。

另外还有政府经常处于想当然，以为设置一些程序和监管就能更好防止腐败、降低成本，结果不但没达到效果，且还增加了程序推高了成本。比如对政府的采购要求走招投标流程，以为这样就能通过竞标使得采购价格更低，且公开透明竞标也能避免腐败，但事与愿违，结果这些招投标在官商勾结串通下大部分都只是走过场而已，结果都是内定的，要买谁家的还是买谁家的，而只是增加了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而必须操作弄出锁标的参数、找人陪标围标、打点评标专家和评标监督部门及交付时验收的人员等，需要花比原来不招标时只需打点一两个有权决定采购的人员高出非常多的花费，以及走多了非常多流程投入很多人力跟进，且资金也必须等待整个流程很长时间走完之后才能收到资金周转成本也大大增加。很多政府和医院等公立机构采购的物资、设备、服务和工程，本来并不贵，但走招投标的话都要价格翻很多倍，因为销售环节增加太多了流程太长了导致成本增加了很多且需打点的人也多多了，这样真还不如不要搞招投标，而直接采购更好。

甚至有一些官员，为了更好隐蔽自己的权利寻租贪腐行为，还故意把采购流程搞得尽量复杂一些，尽量增加各种产品评比、专家评选、开会讨论等各种环节并对这些环节做好操控让其只是演戏走过场而已，然后让自己内定的采购行为有了这些环节掩饰之后，自己变得安全了，以后万一有谁质疑有监督部门检查，就可说采购中标结果是大家评比、评选、讨论出来的不是自己决定的。

其实要让采购降低成本避免腐败，不需要搞那么多流程手续，只要把整个过程透明化公开化并接受公众的查阅与质询，自然就没人敢抬高价格、收回扣等乱来了。还有主要是要改变体制和机制，包括医院等一些服务机构尽量私有化市场化，确实还是公有制那就要设置好做到采购结果要能很大影响采购决策者的利益，这样采购决策者就会想尽办法降低采购成本了。

2）管理宽松自由的好处和可行性：

社会管理要宽严相济，以宽为主，除非社会陷于极度混乱为了加快恢复安宁才可考虑适当严厉（也就是治乱世用重典）。

首先，是没法进行过于严格、严厉的管理的。现实中很多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工作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而适当灵活变通处理的，规定太细、太严格，经常就会变成不合理的、让人束手束脚没有灵活性的条条框框，比如当前医疗改革给医生设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且很严厉稍不注意触犯了就会被责罚，变得很难开展工作。还有现在是追求自由的社会，大家不希望还什么都被管得死死的，管得太死必然引起强烈不满和抵制，新冠疫情后期的严控被广大民众抵制并冲破就是例子。我们不需且也没法做到让大家每个人都听话，大部分人的理念、目标一致就好，且要通过统战来达到而不是靠严管严控来达到这个目标。

其次，没必要进行严厉的管理。没有大的问题和隐患，只要无伤大雅，或者问题出现的几率非常小，或者即使出问题也有更好的应对方式，就都没必要监管太严厉，以及很多时候也是没法和不适合做到百分之百正规的，否则反而会扼杀大家的积极性和创新，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再次，严厉的管理有很多坏处。监管过多、过于严厉，大家很多方面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对大家要求也非常多且很多要求要满足会带来较大的成本、人力投入的增加。还有过度的监管导致各行各业的运作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影响各行各业的发展，且也导致政府在管理的人员配备、物力投入等成本很高并因此较大增加了社会供养的负担。以及过于苛刻严厉对待民众，会导致大家人心惶惶无所适从束手束脚，生怕不小心就触犯规定，进而使得整个社会也失去了活力，导致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出现萧条，以及很多人会害怕不小心容易触犯严控措施会被惩罚而纷纷外迁逃离（近年来的香港和内地的一些状况就是最好的印证）。

社会要管理上适当宽松才能有活力。宋仁宗和明万历时期的宽松管理就是例子，当时是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时期。

而全面严厉的社会控制会适得其反，秦始皇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家在全面、严厉的控制、督责下失去了自由，丧失了谋生的机会，最后都强烈不满而引起天下暴动，还有汉武帝和乾隆时期，都由于对社会折腾太厉害或对人民严控太过头，是人民最不幸福的年代，加上都是长期执政，导致长期对国家伤害极大，国家濒临崩溃、陷于衰败，我们必须以这些为鉴。

因此，政府应该放宽对民众、对各行各业的监管，尽量减少各方面的要求，让大家放开手脚、轻装上阵做事，而不会束手束脚。

社会的治理，固然需要强硬、有力的措施才容易成事，但也要结合教化、引导，王道、霸道并用，否则过于严苛、强势就会大面积失去人心甚至引起广泛对抗，历史上远如秦皇近如崇祯、慈禧，就是因为在治国上太过苛刻、强横导致官民离心离德最终误国亡国的，不可不鉴。我们应该允许无伤大雅的问题适当存在，对于历史原因客观因素导致的问题也给予适当宽容和根据主观客观因素判定分清责任，以及也允许、鼓励将功赎罪以贡献换得减免被处罚，从而团结统战更多人、汇聚更多力量。

完全不必担心管理宽松了社会会有失控、不安全的风险，要有好的安全观，要认识到安全不是靠严控获得的，而是靠大家的认可而获得的，人心认可，就不会有破坏、敌对的行为，而政府做得让大家失望没有公信力导致人心不认可，大家就会处处抵制政府，想尽办法搞破坏，再怎么管控都防不胜防难以防止。人心靠暖不靠管，对大家好，服务好、打扰少，以及让大家有好的生活好的发展，大家自然会满意并产生认可，社会就会稳定安全，而处处为难大家、破坏大家的经济、导致社会倒退、让大家生活不好，那大家必然怨气很大，这时再怎么严控都是没法确保政权稳固、社会安全的，最多只能获得暂时短时间的平静。

也更不用害怕放开自由就会导致国家政权和之前苏联政权解体一样被大家推翻，苏联政权是因为太集权、太严管、对老百姓太不好导致民不聊生不得民心才被解散的，我们只要让民众过上好的生活，大家都会感激而不会敌对政权的。

我们当前过于强调安全，过于强调全面控制，甚至不惜牺牲经济民生，是不对的。包括近年来新推出或升级的国安法、间谍法、保密法，也把很多人很多资本吓怕而加速逃离中国，大量国民移民且带走非常多财富，外资也减少甚至撤走对华投资，特别是香港最为严重，撤资、移民比例很高，经济、金融发展一落千丈。还有现在方方面面都强调必须接受组织的领导，必须加强组织的领导，到处包括私企都要求设立组织的支部，甚至为了全面无死角覆盖管理，还推行网格化的管理每格小区域都有网格员不间断巡查管理，也是追求对各方面都进行严格控制，这也导致大家感到担心害怕后面各方面会受到很多严厉管制，都不敢增加新的投资了，甚至已有投资也纷纷收缩、撤离，这样导致整个社会都停滞停摆了，人员大量失业，经济萧条乃至已陷于崩溃边缘，人民普遍不满。还有前面疫情期间过于严格的控制措施，也导致很多人生计深受影响，甚至有不少人因为严控之下失去收入来源生存压力太大而自杀，很多企业也因此遭受巨大损失甚至不少破产了，有不少人和资本则失望而纷纷逃离中国。这些都要吸取教训。

另外在中国，经常出现一些官员为了自己减少管理工作、避免管理责任风险而故意把管理的领域管得非常严格以让大家减少参加该领域业务，也要严查严处做好预防、杜绝。

（摘录：法家严苛，以法约束，往往一世而竭，反噬其身，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儒家外宽内严，以理约束，可传千年，奉为圣贤，如孔孟，程朱。）

-工作上追求实用，不追求形式、排场、面子

国家、社会的管理不是过家家，一切都关系到国计民生，且随便一个动作都是涉及的很大量的资金、利益的，所以必须非常讲究实用，才能多快好省地办好事情并造福更多民众。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实用主义观点，也是指出了不要拘于形式、名义，而要哪个方法方式好用实用就用哪个。

一切都要追求实用，打好算盘。

包括在工作目标上，要以让民众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个实用的目标为第一追求，其他的类似GDP生产总值等发展指标可作为其次的目标。且通过举债投资而获得的GDP提升不算真本事就像公司要看盈利多少而不是看流水多少，以及一些地方更只是通过把资金来回倒腾等并不真正带动发展创造效益的方式来拉动GDP的行为。不能为了拉动GDP而鼓励消费，特别是对于耗费资源的消费，没必要过多鼓励，大家低碳生活也挺好，且还节约资源，不消耗资源的类似服务行业，鼓励多消费让资金流转起来也就还好。

还有做每一件事都要追求实在讲究划算，注重投入产出比，比如很多基建，投入了使用率不高，是很不划算的，这种要减少上马，避免劳民伤财。甚至一些年前一些地方还热衷于建设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是很不实用的（当然，里面也有可能是部分人为了通过推动建设这些工程的建设而建设过程中牟利）。

以及一些政策，也要考虑各方面的投入成本，类似鼓励买车、推动家电以旧换新等来促进经济发展，也是虽然拉动了GDP提升，但对民众和政府来说，为了这些消费带来的GDP拉升，都要花费了不菲的费用（民众本来坐公共交通或打车也能一样效果还更省钱，而政府投入了道路配套、购买补贴也需花非常多钱），也是不划算不实用的。

在对一些项目的支持上，也要评判其实用性，能带来多少效益、造福多少人，而不要只倾向于听起来高大上的项目，高大上但不实用那也没多少意义。

-文明施政，坚决杜绝一切强硬、暴力、恐怖的社会管理手段

一个社会的文明是从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的文明施政开始的，不然只是要求民众文明，政府却不文明，社会就不可能也不能算文明。

政府文明施政才能在民众心中留下好的印象获得民众的接受和信任，民众会还把政府当成自己人，如果不文明施政，就会引起广大民众的恐慌，政府会被民众当成敌人仇视对立和寻机报复攻击，以后倒台也会被清算加倍报复。所以最好是好自为之，不要强硬暴力恐怖施政而引起民众仇视激发众怒。

古今中外很多时候统治阶层对待民众的管理，也是讲究多采用教化而少用刑罚以及反对酷刑的。只有一些暴君昏君统治的时期，就存在较多逼供、酷刑、虐待乃至暗杀屠杀等施政管理手段。最夸张的应该算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统治时代，通过对民众的大批量肉体消灭来达到他们追求的社会管理目标。

现代社会，更加一定要尊重好每一个个体，杜绝强硬、暴力甚至恐怖的管理手段。一定要多采用沟通的方式处理问题，多采用教育的方式引导民众，尽量减少处罚。而确实需要处罚的，也尽量采用文明的方式。

现在，各种没法律依据、不正当的拘禁和刑讯逼供的侦查已经比较少了，但新的以“留置”、“精神治疗”等明显不合法的人身自由限制方式还较多存在，还需纠正提升。

-守财有责，用好国家的每一分钱

政府掌控着大量的国家财富，这些财富来之不易，且取之于民也必须用之于民，每个政府人员要珍惜好用好国家财富的每一分钱。

首先，在自身用度上要尽量节约不乱花钱。包括在自身办公、差旅、招待等的费用，要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在各种对外接待上，为了表示热情可适当隆重，但也要适可而止，且杜绝奢靡。还有政府和高校等各公立单位，在办公环境建设、设备购置上也经常存在很多投入后却使用率不够比较闲置的浪费。

其次，在项目建设上要避免乱投资乱上马并因此耗费很多资金。各种基建要确实有必要且能产生足够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再上马。之前经常出现很多项目投入产出比很低也上马了，以及很多项目都是大手大脚没节制、没严格把控监督地花钱，估计很多投入也都是被瓜分流入一些人口袋了。

再次，对外（对其他国家）的援助要适当即可，确实因为贫困或碰到灾难而急需援助的国家/地区，可以适当援助，以及有足够回报的投资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包括只是为了讨好他们换取他们在国际场合跟我们站队或对我们唱赞歌的，都意义不大都没必要给。

还有就是对于国家给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奖励、扶持、补贴，每年也花了非常多的资金，但很多都是在分配环节就被串通了通过量身定做的指南和内定的、可操控的评选而操作给特定的一些人并由少数人瓜分了，以及有很多给到的对象都是不靠谱的只会高谈阔论把材料写得高大上而最终并没产生足够的社会、经济效益。建议缩减这方面的投入，确实投入也不要采用先给钱再做事的方式，而可让申请者先做好事情再来申领资金。或者需先给一些，可签订好对赌协议对于没通过验收的可让退回前面已给他们的资金，如果没有资金可退回的需背债务下来还或用股权出让来抵扣，类似于投资公司要求被投资人签对赌协议。再或者改为贷款的形式，且不要进行贴息，只是当作他们没法在银行贷到款而给他们贷款（仿照风险投资的叫法，可称为风险贷款），这样钱不是白拿的是要还本金和利息的，最终不是真实做事的人就不敢来申报了。

-注重高效运作，努力降本增效：

效益观念之于个人、家庭、公司、单位、地方、国家，都是一样的，每个人每个单位都必须注重投入产出比等效益，政府在自身运作、社会管理等上面，也是必须有强烈的效益观念的。

政府在自身运作上，必须注意好所做每件事的效益，尽量控制投入的成本、人力，尽量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用尽量少的人做尽量多的事且花尽量少的费用。政府部门和学校医院等公立事业单位经常出现人员冗余较多、工作不饱满，可以提升起来让每个人发挥更大价值。以及政府也经常喜欢做一些表面文章的、形式化的工作，大家投入不少人力、时间、费用，而没怎么产生价值效益。

而在社会管理上，政府部门也必须尽量优化流程和采用新的技术手段为民众提供便利，从而提高双方的效率。比如很多工作借助现在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尽量做成线上就可办理的，就可大大提高效率和节约交通差旅等成本，目前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已有部分实施了，全面推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还有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组织上，政府也要避免瞎指挥瞎折腾以避免劳民伤财并导致国困民穷甚至出现经济危机。比如当年大跃进、公社化运动就是没有效益观念纯粹瞎搞，结果很快就导致原有社会财富很快折腾完了且新产出又很少，接着几年大家饿肚子大面积饿死人。

总体来说，政府还是远不像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那么实在那么注重效益，如果政府运作能跟经营企业一样注重效益讲究实在，效益是可以提升很多的，或者建议干脆把一些工作外包给企业来做，也相信是可以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以及如前文所述，政府可尽量少管事情，而把部分管理功能分给社会去管，效果会更好且也能让政府节省了对应的管理成本。

还有也建议可引入公众监督来督促政府部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让各部门把工作方案和进度、开支实时公布，给大家评论、质疑和提建议。

-避免内部人员、党派之间出现恶性斗争而影响整体工作

政府内部人员众多，且人事人际关系复杂，经常会有意见分歧、利益冲突。

而集体大了人多了还会出现人员分立聚合形成一些派系、政党，并通过党派进行活动和利益争夺。一个国家一般都会有多个政党，而一个政党里面又往往会分成多个帮派（如陈独秀所说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到了一个单位一个公司里面，也一样经常会有拉帮结派形成团团伙伙的不同帮派。

1）内部人员、党派互相斗争的现象：

政府内部人员之间、各个政党和派系之间会有利益分歧，并会为此针锋相对互相斗争，斗争的方式包括观点争辩、抢夺利益和机会、阻挠其他人其他党派办事、通过弹劾甚至大打出手等方式攻击其他人等。

2）内部人员、党派之间斗争的利弊：

良性的人员、党派之间的竞争、斗争能有利于政治互相制衡，不会一方独大没人限制而容易走极端。

但如果是恶性、无底线、不择手段的斗争，互相排挤倾轧、互相搞破坏、互相人身攻击甚至武力攻击，那就对各方和对集体整体都是非常有害的，包括：

·互相制肘导致了决策和管理的效率大大降低，甚至面对很多好的机会没法决策而错失机会；

·互相拆台增加了内耗，造成了不必要的破坏，甚至导致国力大大削弱（比如北宋、明朝末年国力衰退就都有党争太严重各派互相倾轧造成误国误民严重破坏经济文化的原因）；

·各方必须花很多精力用来应付互相扯皮互相攻讦，疲累且耽误正事；

·过度的纷争还会导致国家撕裂不团结，甚至引发暴乱。

3）人员、党派斗争走向恶性的成因：

导致人员、党派斗争走向恶性而非良性的原因主要是公正严明的政治规则、纪律法规的建立不到位或执行无力，大家可以肆无忌惮随意乱来包括动粗而不需承担责任。其次就是权力授予者（通过上面任命的话就是上级领导如君主、通过选举的话就是选民）不清醒、不理智，政客们就会竞相通过欺瞒权力授予者来获得他们的授予权力，而不是通过能力、品行、业绩来赢得权力，如果君主昏庸或选民愚昧，那更容易被他们欺瞒愚弄，任由他们党同伐异、排挤打击他人。

4）必须确保人员、党派之间的斗争文明有序避免走向恶性：

首先，要求大家必须做到以大局为重，维护好集体利益再考虑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面前大家必须统一一致。如果有人为了自己利益而对集体的事务作梗搞破坏的，或者只是为了反对其他人而哪怕其他人的提案和工作对集体有利也进行反对的，必须被曝光、谴责、处罚。

其次，建立文明平和的政治斗争规则，确保所有党派斗争在理性、有序、平和中进行。各党派之间必须和而不同，在保留自己意见和利益诉求的同时与其他人保持友好和平相处，禁止一切排挤、打击他人的行为，和故意拆台破坏他人好事或作梗制肘让他人难以成事的行为，以及对他人不文明语言攻击和人身攻击的行为，违者进行曝光、谴责、处罚。

再次，要建立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工作机制，让官员只需追求做好工作而不会被其他人拿捏、暗算。在中国，一直是人治社会，官场也是如此，每个官员必须花很多时间精力来应付与各级同僚的关系，方方面面都要小心不能得罪到哪个人，得罪上级就很容易被穿小鞋也就是被设法为难，得罪其他人也很容易被暗算报复。恶性的党派斗争也经常采用拿捏为难、暗算打击对方及其下属和亲友的方式，因此，建立法治的工作机制，一切按规则、程序来，且公开透明，谁也没法使坏、没法以公报私，恶性的人员、党派之间的斗争就也会少一些。

-打造强大高效、奉公为民、清廉正直的工作团队

政府要有好的工作效果，离不开强大的工作团队，并且必须让团队人员一心为公为民，避免出现损害国家、人民的行为。

为此必须尽力招聘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在人员选择上，最好要求必须是比较有爱心的，因为政府工作很多都是公益性的、涉及广大民众的，有爱心的人才会尽心做事且做的过程考虑好民众的利益和感受。在担任管理岗位的人选上，尽量选择除了有政府工作经验也要有社会工作经验也就是在政府之外的社会企事业单位上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因为他们在外面工作过，更了解社会情况和民众对政府管理服务的要求（阿根廷在米莱上台后就要求应聘公务员必须是在社会工作过多年的）。

在人员的培养上，要培养好每个人强大的工作能力和执行力，以及有独立工作的工作能力能独当一面。

在人员的工作组织安排上，必须分工明确和把工作安排得比较饱满，并注重效率提升，让每个人发挥最大价值做出尽可能多的工作成效，做到人尽其才。并且要灌输强烈的效益观念，让大家有创造效益的紧迫感，最少做到创造的价值大于人员的工资福利等成本从而不会成为包袱负担。

在人员考核上，要求每个人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必须负责好自己的工作职责并做成亮眼的业绩，不能失职渎职，不能躺平不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推行合同制、竞聘上岗、末位淘汰制，对工作效果不好不合格的人员及时进行淘汰。还有考核不要陷于繁琐的细节，以及从管理更加人性化上考虑，可适当灵活放宽在工作方式的要求和工作过程的监管，改为注重结果的考核。

在人员激励上，可以参考企业的管理，给大家更高的不封顶的激励，只要做得好有好的工作成效创造高的价值也可以给很高的绩效薪酬，这样才能激发大家奋力拼搏创造更好的工作价值，并也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加入到公务员队伍。

还有必须对人员做好约束，必须清廉奉公，绝不允许有侵害集体和民众利益、干扰民众工作生活、以权谋私、损害社会公平公义等不良行为。还有要求每个人提高服务精神和态度，杜绝官僚作风，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前文提到提倡社会要宽松管理，是指对普通民众的管理而言，而对官员等权力行使者，还是要严厉管好、约束好的，因为他们掌握权力和资源跟容易变坏且一旦为非作歹造成的危害更大，也就是要“严厉管好有权者，宽松少管无权者”。我们讲“从严治国”、“治国用重典”，主要是要对掌握权柄的官员严格要求严厉约束，而对没什么危害性的普通民众则放宽管理，自古以来很多政权败亡基本都是因为对官员放纵而对民众苛刻导致的。《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一文也写到：“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充分的监管监督对防止公务人员乱来和提高效率很重要，要做到让每一个官员心存敬畏，不敢乱来，且必须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对公务人员的约束有很多方式方法。政府内部自我监察能有一定的纠错和限制权力任性的作用，我国从商朝就开始逐步建立监察制度，到历朝历代的御史台之类的机构，以及现在的监察局、纪委，监察制度越来越完善。而政府内部的各部门事务关联形成的互相监督、各种政治力量如政党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弹劾形成的互相监督、媒体对官员行为的公开报道形成的监督、民众雪亮眼睛和评谈舆论形成的对政府人员的监督，也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如果权力没有分立，那政府内部是比较难形成互相监督的，而更多的只会互相掩护，以及政治不够开放自由的情况下，也是没法形成多股互相充分竞争的政治力量并在他们之间形成互相监督的，还有如果没有公开透明阳光化的信息披露和自由的媒体，也是没法形成民众对政府人员的监督的。因此，权力分立、放开党禁、公布官员财产、媒体独立自由，要先实现起来。

推动政府工作和人员情况的透明公开，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包括要求各级政府绝大部分的收支详细情况（特别是采购的内容数量价格）进行公开放到网站（除非收支很小，或符合涉及机密的条件），接受大家查阅、监督、质疑，从而更好避免腐败。以及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也是很有利于防止腐败的。

舆论监督作用也非常大，让媒体更加独立、自由，由媒体来帮助实现更广泛更全面的监督，是对社会不断改良、政府工作更加规范和减少权力任性为所欲为的很好办法，能起到比纪检部门更广泛更全面更及时的监督作用，不过在中国，目前我们很多政府部门对媒体的监督显得很忌惮和排斥，很多媒体受到了太多的管制、打压甚至被迫关停，并因此怕被责罚而都变得小心翼翼很少敢对各方面问题发声，希望能放宽对媒体的管制，减少内容审查，禁止对媒体的打压，要求对媒体的处罚必须基于明显、主观恶意的过错否则不能随意处罚。

另外还可考虑让官员在上岗的时候就签下承诺书，承诺如果违纪违法、贪污腐败受贿等愿意接受什么加倍的比法律更严厉的处罚，到时真的发生就会按着执行处罚，以及也可要求其经常对天发誓如果有贪腐等行为愿意遭到什么恶毒报应让其在后面的日子里心存敬畏（就像陕西旅游景点袁家村让各户商家在门口挂牌写上“若售卖假货全家永坠丐门”等毒誓），这样应该很多人惧怕处罚和恶报就不敢贪腐了。

以及也要做好对公务人员的教育，包括传统文化的教育，让他们明白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什么都是有神明和上天在看着的，认识到不义之财不能拿，拿了不但会受到法律制裁，且会受到天谴而有灾厄，以及不能利用权势欺压掠夺他人，否则会被厌恨诅咒而遭到恶报。

-理性问责，妥善处理工作中出现的差错

对公务人员要严格管理，做好监督、考核、奖罚，而对于工作中出现的差错，要理性妥善处理，以便让每个人口服心服，保持工作的积极性，敢于作为。

首先，要分清差错的原因和责任，并采取合适的处罚方式。对于如果是主观因素比如失职渎职造成的，可进行严厉处罚，而如果是客观因素造成或工作量多了难免会出现的在小几率以内的，可以从轻处罚，还有对于由于是工作不熟悉且是首次出错的，也可从轻且可以教育警戒的处罚为主。

要避免一刀切的的处理方式对待工作中出现的出错，免得不公平不合理的处罚导致大家失望而干脆躺平少做事不做事以减少出错的几率，毕竟做多就必然错多，那干脆少做、不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及在各方面工作上，都只敢按部就班、墨守成规而不敢越雷池半步适当变通和做出创新，比如在对一些需要注册审批的产品（如医疗产品），只有和社会已有产品没差异的才容易获批（审批部门一般也是会要求提供类似的已获得注册的产品来比对并给出相近的结论才给批），新型产品由于没有近似且已或注册的产品来比对，要获批是非常难的，哪怕已检验是安全和合格的，这就限制了大家的创新了。

并且政府人员还会把受到的不合理的问责、处罚传递给社会民众，那就是加码把自己管理的领域搞得管制非常严格、办事手续非常复杂、开展业务难度非常大，这样让民众没法进入这个领域来做事，比如我们经常对一些安全事故、社会事件的对应管理官员一刀切且严厉的处罚，结果就是对应领域的管理变得过度严厉了。例如山西的煤矿行业，在一刀切的、层层加码越来越严厉的管理下，除了少数国企还能继续做，其他民营煤矿基本已经歇业或者只能卖给国企。还有消防管理，也是因为管理部门怕被问责而层层加码要求越来越高，导致整个社会在这方面的投入成本、受到的影响（包括使用空间减少造成的损失）都非常大。

其次，对于工作出错、犯错的处罚不可过于严厉。不能按李斯提出的督责术说的实行轻罪重罚，这样会让人人恐慌人心惶惶，小错却极端过度重罚的话，会导致破罐子破摔干脆毁尸灭迹或一错到底，就像陈胜吴广起义一样不起义一定会死那还不如起义了搏一搏。

再次，不是太严重太恶意的犯错，要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一撸到底一棍子打死，并且允许将功赎罪，以下来的工作贡献换得减免处罚。这样也能更好继续利用好人员，并让其感恩和为了赎罪而会加倍努力工作。

-必须保证言路畅通，鼓励讨论和批评

1）言路畅通的必要性：

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一定要保证言路畅通，包括调研讨论通道、建言献策通道、情况反馈通道、监督批评通道等，都要建立完善并保持通畅、不受阻碍。

言路通畅有很多好处，包括决策的时候能有更多的讨论参与达到集思广益让决策做得更好更周全更避免错漏，还有在执行中则能获得充分、及时的反馈情况以便有问题能及时发现并解决调整，也就是有汇集更多人才智和防错纠错的好处。

让一个社会有不同的声音是很好很有益的，能从不同角度给出不同思路，和让大家更清醒更保持警戒。

而一个社会只允许、只有一个思想一个声音，不允许讨论，那就离完蛋不远了。一个集体如果是领导一言堂而其他人都噤若寒蝉不敢说出看法提出建议表示反对，那就很容易制定出破绽百出、偏激极端甚至昏聩低劣的政策。如果再加上对这些政策冷血蛮横、没有商量余地的强力推行，那就必然造成巨大灾难。

一个人越是权位高影响力越大也因此越不能有认知错误，而避免认知错误唯一的办法就是“兼听则明”。

不要害怕各种不好、不利的言论，让大家从不同角度说出不同的观点，哪怕说出的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好的坏的、对的错的各种不同的言论汇集碰撞，能让大家更好比对找出、提炼出好的、对的观点，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应该允许、鼓励大家提出不同意见并充分讨论、争辩，通过大家的讨论、争辩反而能更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因为让大家更充分理解政策而让政策执行更加顺畅。

那些害怕、不允许大家议论讨论的人，都是因为其言行是经不起质疑的，他们号称的真理，如果不允许被质疑，就一定是伪真理。

并且民众的思想和言论是无法禁闭的，古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何况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思想文化流通很快且无处不达。钳制言论只会自绝言路，屏蔽批评只是掩耳盗铃。

还有对大家禁言，只会让大家更加不服并绝望，被迫走向抵制、搞破坏、武力攻击等方式的对抗。

有一些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包括把大家议论时政扣上妄议的帽子并加以处罚，还有不许高级黑低级红等各种形式的批评讽刺，都是不对的，大家都有表达的自由，即使真的妄议、不友好甚至恶意批评也都没事的，且大家议论、批评都是为了让我们做得更好，是对我们有热切的爱心的，爱之急才会责之切，还愿意对我们议论、批评就说明对我们还抱有期望，如果大家对我们彻底失望，那就不会来议论、批评而是默不作声甚至加油鼓劲巴不得我们往错的方向加倍做下去。

2）如何做到言路通畅：

首先，必须保持信息传递与沟通通畅。历来很多高层统治者不知道下面实际情况，以及忽略了下面会歪曲执行政策浑水摸鱼、用各种对策化解掉而不执行政策、利用政策兴风作浪公报私仇打击异己。还有信息系统不发达会导致有些人做了坏事也没很多人知道，从而不能更好的对其处罚和制止坏事的继续发生。特别是统治阶层、决策阶层与基层的沟通是很重要的，不但要多为大众着想，而且要控制好信息传递，因为基层的信息往往很容易被中间的人扭曲或漏掉一些了，导致上层了解不到下层的各种真实情况，如果再加上统治者不想、不喜欢听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的话，觉得不同意见是干扰的有害的噪音，那么就很危险了，必然会由于上层决策与基层不相符合而造成祸害无穷，甚至导致天下大乱。

为了保持信息传递与沟通通畅，必须建立良好的互动沟通渠道。政府如果不设立质疑政策、反馈问题的渠道，或者设立了但只是搪塞应付，那就会导致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古代政府都会设谏官专门找茬提意见，而当前很多政府单位都有设立信访接待部门以及在网站都会设立互动栏目，就是为了更好地给大家反馈意见和问题，不过也经常由于处理的部门是当事部门自己，当事部门妥善做好处理的压力不大，结果经常出现搪塞应付的情况，建议最好有上级部门或同级的监察、纪委等部门监督他们的处理情况，特别是如果他们没处理好，民众反馈到上一级政府的时候，不要发回来给他们处理，而应该由上级政府来处理。

其次，要容许讨论和批评。不能限制甚至打压讨论、批评，不能把大家的讨论批评定义为妄议并加以惩罚，以及也要允许大家尖锐的、不一定专业、不一定正确的批评，要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度量。

再次，不能打压迫害异议人士，以让社会保持有异议、反对的力量和声音。不能把反对的力量赶尽杀绝了，要把反对的声音和力量看做是能让自己不断进步的镜子，允许、欢迎他们的存在，以及也允许他们结社组党形成专业性强的异议、反对力量。类似宋朝的不杀言官的规定，就是为了避免惩罚有不同意见的言官而导致大家不敢再说话了。与其喜欢和打赏只会随声应和歌功颂德的人，不如爱惜、鼓励、保护好敢于挑问题提意见的人，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最后，也要培养民众要有质疑、发声的精神和习惯。很多民众特别是中国的民众，都是习惯于听从指令不做思考、逆来顺受不敢反对了，非常缺乏质疑、发声的精神和习惯，即使荒唐的政策也经常很少人质疑，或者有人质疑了也不敢说出来。所以政府一定要鼓励、培养大家这方面的精神和习惯。

-改革必须柔和、循序渐进且考虑顾及好方方面面

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个过程，良好的制度从甫一开始建立到逐步完善再到上轨道良好运转，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树苗种植之后只能逐步成长，等长大一些了根才会比较多比较深，而根越多越深了吸收更多养分了，树也就会长得更快了，最终才能实现枝繁叶茂。

历代改革、变法失败的例子太多了，有的主要是方案设计不合理导致对社会反而造成危害，好心办坏事，但更多的是出在执行的问题上，往往急于求成，并且没做好细节，没妥善处理好各方利益，最终功败垂成，非常令人惋惜。

经济、政治等的改革，是涉及利益面非常广、操作非常复杂的工程，必须小心翼翼才能做好：

1）不能理想化或考虑不周而脱离实际。必须切合实际，且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王莽变法的一味复古就是典型的不切实际的违背社会规律的变法，最终被大家抛弃受到广泛反对、抵制。

2）要尽量柔化，且给予大家适应调整过渡的时间，避免采用硬着陆的方式而导致对社会和民众造成大的冲击和伤害。比如中国前几年对教培、地产等的调节都太过于猛烈，导致冲击太大，很多企业没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和调整过来，纷纷被迫停摆甚至破产，损失惨重，造成了比较大的经济、社会问题乃至社会振荡。

3）不能急于求成追求一步到位。除非是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紧急时刻才不得不快刀斩乱麻，一般情况下不可过于大刀阔斧并导致大起大落，而要循序渐进在不断摸索尝试中不断调整逐步推广。由于改革措施很难一开始就设计得很完善，不能在没有经过试验的提前下就大面积推广，避免改革措施存在的错漏导致太大的灾难和造成没法收拾的局面，且各地情况也各不相同，即使试验验证了也不建议马上全面实施，建议每次推行程度不要超过30%的体量，以便有差错也不会伤及根本。而改革所需的人力物力投入也是会比较大的，各种问题积弊要根据轻重缓急逐次解决，以及有很多问题是环环相扣的需先解决某些问题才能为解决另外一些问题创造条件，需循序渐进地解决，因此是不可能一撮而就马上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否则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顾此失彼。王安石就是由于迫切想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不顾苏轼等提出的变法可从长计议的建议，采取了欠妥的措施且急迫地在全国全面推广，导致对国家和民众很大的危害。清末戊戌变法也是急于求成，短时间内就废除大量旧法、颁布大量新法，结果很多做法有待商榷，很多事情没妥善处理好（比如裁撤冗员却没安排好出路），变法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甚至被很多人反对，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4）不可操之过急，必须具备充分的条件方可开展实施。包括需要有民意基础、经济基础、文化思想基础，组织好执行团队，筹备好所需资金财物，方可开展，而不能贸然实施。

5）不能过激和走极端。事物凡是存在就往往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哪怕不合道义法规，并且一般也都是各方面平衡的结果，所有改革措施一般都不建议采取一撸到底的做法而要根据实际情况留一些余地，不要彻底否定任何事物要留存或借鉴其有价值的地方，也不要彻底打到任何人而是要肯定其好的一面并争取获得其对改革的支持而不是站到对立面。

6）要有周密万全的实施方案、步骤。必须有好的洞察力能分析抓住事物的本质，并熟知各种社会情况，制定有效且适合时宜的实施方案和步骤，且做好细节做到比较周密避免疏漏和因此导致功亏一篑，行事要有耐心要稳健而不可鲁莽。

7）要妥善处理各方面顾及各方利益。要摸清各相关人员的利益关系与想法，并有大智慧能协调尽量做到各方共赢，从而使改革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要避免得罪太多人以减少反对的力量。改革基本都是导致权力、利益重新分配的，都会打破现有权力、利益平衡，使得一些人减少甚至失去权力、利益，对于利益损失的人，要给予安抚和补偿，才能减少他们的反对。

8）要看准拿稳，不能忽左忽右。政策反复来回变化会导致大家无所适从和因为来回折腾导致损失，拿不准的宁愿先不做，已做了才发现错了也不要急于马上改回来，而也要顾虑改回来的影响和代价，逐步调整回来，从而尽量避免冲击和损失。比如之前要求退耕还林、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现在又说为了保护粮食要求砍掉果树恢复稻田，很多农民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9）实施过程低调不张扬，减少动静减少扰民。改革的方案要多做调研、讨论，但实施过程不必声势浩大，以避免给利益相关人造成心理压力，给民众造成干扰，尽量做到润物细无声在不动声色不知不觉中落实方案完成了改革。

-必须带头讲信用，维护好公信力

政府的讲信用非常重要，如果政府都不讲信用，那整个社会就上行下效没人遵守信用。

当前政府经常言而无信，各种承诺说到不做到，各种款项经常拖欠不支付，甚至说一套做一套，更甚至违背法律法规行事，自身的公信力荡然无存，也带坏了整个社会风气。

-外交之道：信义为先、建立口碑，交好各国、合作共赢

一个国家的外交和一个人的社交类似，需讲义气有信用并因此被大家认可，并且要广交朋友、注重多方共赢，才会路子越走越宽。

1）要把信义放在第一位，讲信用、重道义。信义是何其重要，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不讲信用，以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那将会被大家唾弃而无法立足于社会。利益固然重要，但信义更重要，那些追求利益第一而随意践踏信义、奉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为了利益随时翻脸不认人甚至出卖朋友的人和国家，都必然被大家厌弃而路子越走越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大家已经明白弱肉强食只会使得大家都走向衰败，文明相处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才能走向共荣，信义更加是做人和立国之本，不讲信义才是挨打的主要原因。“弱国无外交”基本是错的，应该是“不讲信义的国家无外交”，自古以来，哪怕是春秋时代，更不用说文明程度已比较高的当今社会，很多小国因为坚持道义而被大家尊重和保护，得以长久生存发展，一些大国由于失去道义被大家视为威胁并群起攻击而败亡，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也都是弱国，他们并没被弱肉强食而是存在得很好。一个信义缺失的国家，往往是发展得很不好的国家，类似中国清末的腐朽政府，还有当今世界的几个独裁流氓国家，被全世界唾弃、孤立、抵制、制裁，丧失很多与世界各国合作发展的机会，遭受的损失比他们背信弃义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得多，并因此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有的国家经常没有认清道义的重要性，为了得到一些国家在一些物资支持、联合国投票支持、制衡我们敌人、转移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注意力和谴责、呼应自己发动追求统一的战争等，而助纣为虐支持他们对外侵略、作乱和对内维持极权统治，无视他们对他们其他国家和自己国内民众的极度伤害以及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是很不应该的，也因此被世界唾弃、孤立而在国际社会寸步难行、经济一落千丈。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做到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并获得世界的尊重，而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违背世界潮流、民心所向的事情，对于搞独裁统治、神权统治和搞暴恐袭击、侵略他国等被世界唾弃的政权和政治组织，要远离和切割，最好是进行鲜明反对，避免因为和他们交好或走得太近而也被国际社会不认可和抛弃与孤立，而支援一个国家也要支援里面正义的被民众认可的力量，而不能帮助里面独裁贪腐的统治者镇压民众维护统治免得会被当地民众厌恨。还有我们如果要寻求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能起主导作用，也更需有好的声誉、德望，才能获得大家的支持，不然口碑很差、名声很臭那只会被大家诟病和抵制。

2）要让国家充分开放。一个国家对世界充分开放，去除各种限制，才能吸纳世界各地的资源和人才前来发展，以及自己有优势的产品、服务也才能畅销全球获得更多收益，从而让国家发展得更加繁荣，而闭关锁国只靠内部力量建设国家，只靠内需内循环创造经济效益，会发展比较局限动力比较不足，最终只会走向贫穷和衰败，中国清朝就是最好的例子。还有开放互市也能更好保证国家的安全，能实现和其他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加互相依赖而不会互相对立，国家因此也更加安全，以及很多战争也经常都是一方为了获得另一方的资源但没法通过贸易获得只能通过武力获得而发动的，比如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进攻、西方国家对清政府的敲打等，解决这些战争、冲突往往是采用开放市场贸易比武力对抗的效果更好，且大家也都发现通过贸易交换比通过武力战争能更容易、更低成本地获得所需商品和利益，比如汉朝设立边境集市让匈奴可通过贸易交换获得急需物资而不需诉诸武力，也是使得边境安宁的主要措施，而明朝隆庆皇帝也是通过开放贸易解决了倭寇和鞑靼经常来侵掠的问题，“隆庆开关”放开了海禁，不但使海外贸易额节节攀升，还彻底根绝了倭寇滋生的土壤。

3）要韬光养晦谦逊低调低姿态。邓小平强调我们要韬光养晦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没条件且也没必要以及不能逞强逞能，我们很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个别地方有优势而已且这个别地方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放低姿态能让人感到被尊重，往往能更好解决存在的矛盾。低调则才能让我们闷声发大财获发展，不然高调只会让人看了不服气、不顺眼而减少对我们的支持甚至会有意对我们使绊子。

4）要实现广泛交好。国家和人一样，朋友一定要多多的，才能多一些发展的路子，为此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一定要善于交流沟通获得他人理解、多考虑和尊重他人获得他人好感，以及温和不偏激、宽容不计前嫌小隙甚至需要时也尽量忍辱负重，从而尽量避免和其他国家走向对立，明白“人至察则无徒”不会苛求他人而导致没有朋友。中国近几十年来奉行交好各方不得罪人，还是比较好的，这样的做法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立足和发展的，希望我们能继续传承发扬，而杜绝战狼式的、四处树敌的外交行为和过激言论，要抛弃鼓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冷战思维和做法，要明白外交主要是讲协商谈判而不是讲斗争，大部分国家都是希望和我们多合作共赢的而没有真正故意敌对我们的，只是国家之间难免会有利益、观念上的纠纷和冲突，但只要大家都受规则讲道义，且总体是共赢的，就没问题的，通过友好协商、互相让步、一同遵守好原则，都是能处理好关系的。另外对于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批评、指责，也不要激动，不要就觉得是被侮辱或被攻击而闹脾气搞僵关系，我们确实存在问题的要多自我反思并虚心改进，我们没问题的要对批评者多做解释、沟通。我们目前在国际上比较被其他国家孤立甚至敌视，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比较恶化，这固然有他国的一些原因但也有我们自身违背国际规则、违背道义、不够温和谦逊、不善于沟通等问题的。

5）对不同的国家采用亲近程度不同的交往。国家外交和人社交一样要择友而交，要多和发达、文明、富裕的国家交往合作，以便更容易获得合作的利益，获得更高的利润，且合作会比较有保证比较少会有不可控因素，而要少注重和贫穷、落后、人员素质比较低的国家交往合作，以免很难获利甚至还经常要亏本输血给他们，避免合作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不可控的因素。另外要和讲信义的、在国际口碑好的国家交往，而不要和口碑不好的国家比如北方某野蛮侵略成性的国在一起，免得我们也被国际社会觉得和他们是一丘之貉也是坏的国家，如果有时和他们有接触，也要小心把控而不要上他们的当。

6）尽量减少金元外交。通过金元外交获得的朋友都极少是真正的朋友，基本都是为了来薅羊毛的而已的。这些年我们为了获得一些小的、落后的国家的在国际场合上支持我们，经常通过援助、援建、无条件低息免息贷款、接受留学生并给补贴等方式来讨好他们，结果花掉了太多资金、资源在这些国家和其国民身上了，结果产生的正面效果非常小，投入产出比太低了。且援助的金额很多都落入我们这边援助经手人和那边援助接收对接人的口袋中了，这也是有的人热衷于推动对外援助的原因。我们应该尽量停止这方面的行为减少这方面的开销，而采用靠和各个国家合作共赢、讲信义获得认可来实现和其他国家交好。

治国之策：

简化灵活，高效运作；

化繁为简，减少内耗。

透明运作，防止作奸。

吸纳人才，创造繁荣。

顺应市场，充分竞争。

宽松自由，释放活力。

有效管治，确保安定；

教化法治，皆不可缺。

制衡监督，约束权力。

循序渐进，不断改革。

首领人选，稳重为先；

有错必纠，能上能下。

韬光养晦，不争强胜；

交好各国，多方共赢。